当前位置:首页 >> 正文:

浅析会昌开元

尹晓宇

    唐武宗会昌年间曾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史称“会昌灭佛”。我们今天还能经常见到的与这次灭佛事件有关的铸币就是“会昌开元”,它的正面和开元通宝的文字一样,特征是背面多铸有一字[见附图],其分布范围很广,虽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存世量仍较多。本文就我所收藏的会昌开元,结合相关文献资料,浅析其反映出的一些唐代社会状况。

    一、佛儒、佛道的斗争

    会昌开元是会昌灭佛的产物。而会昌灭佛又和教派间的斗争有关。

    唐代统治者奉行尊道、崇儒、礼佛的政策,倡导所谓三教归一为其封建统治服务,但出于各时期不同政治斗争的需要,有时更多尊道,有时更多崇佛,由于帝王因统治需要对宗教的选择不定导致了佛道为争夺在全国的优势地位而矛盾重重,而对宗教的过分尊崇又违背了中国封建社会立国之本的儒家思想,故儒释道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

    (一)、传统儒家与佛教的矛盾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作为一种治国的思想,儒家思想是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立国的理论基础。儒教在中国本土产生,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影响深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君臣父子”、“三纲五常”等对稳定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基础有着宗教不可替代的作用。创立于隋完善于唐的科举制度以儒学为基础为国家选拔各级官员,更为儒学的大发展提供了保证。儒家主张积极入世求取功名,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种境界是中国儒家传统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也就是使每个人都能在家和国中处于适当的位置,以求得家庭和谐、国家强盛、天下太平;但佛教认为人生是苦海,要求人们脱离社会生活去出家修行,主张消极出世,一出家即无父子君臣之义,对社会没有了任何的义务与贡献,实际上对于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有削弱的作用,这都与儒家的主张背道而驰,故封建统治者和官僚士大夫有很多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角度考虑主张排佛抑佛。

    唐代早在立国之初的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酷好儒学的太史令傅奕就上疏主张明令禁佛,他认为佛教僧徒“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并明确指出了这是“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1];韩愈更是唐代儒家的代表人物,宪宗时他上表谏迎佛骨,指出佛教只是夷狄之法,非中国所固有,只是在后汉时才传入中国,因而不合先王之道,佛教的流行使“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对封建统治有害而无益,他着重指出:“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义,父子之情”[2], 主张全面禁佛;李德裕是唐武宗倚重的宰相,他主张“严三纲之道,奉五常之教”[3],一贯反对佛教的蠹政害民,早在敬宗朝任浙西观察使时,就对佛教加以限制,“罢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4],在他任宰相期间更是积极协同武宗发起了灭佛的行动。会昌五年武宗在灭佛后的诏书中写道:“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5],以文理华夏就是说用儒家思想来治理国家,可见儒家的正统地位在皇帝心中也是不可动摇的,儒家正是代表了封建社会世俗政权的一方,而中国封建社会历来的传统,从来没有过像西方封建社会那样宗教权力大到可以控制世俗政权,而总是由统治阶级为其统治的需要指导和选择宗教,当宗教过分发展影响到其统治时则必然会对其采取各种抑制的措施。

    (二)、佛道之争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作为外来的宗教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间的斗争就没有停止,并且常借助于君主的好恶而相互侵轧,如北魏太武帝灭佛就受到了道士寇谦之的影响。唐朝建立时魏晋以来形成的门阀士族风气还比较盛行,世家大族看不起他们认为是“寒族”出身的李唐皇室,道教奉老聃李耳为创教始祖,而唐代皇室也姓李,统治者为了借助神权来提高皇室的地位,就尊老聃为先祖,唐高宗时,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大力推崇道教,唐玄宗时更规定道士女冠由宗正寺管理,将道士当作本家看待,故唐代的帝王多尊奉道教,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唐太宗 “诏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 [6]。

    唐代帝王虽尊道教为本家之教,但很多也信奉佛教,因为佛教的教义与道教相比对人更具有迷惑性,佛教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为取得统治者的支持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比如主张顺从君主的统治并多将在任的帝王托为佛教的神佛转世等等,主张因果说、修来世,今生多做善事来世便可修得好出身,这种宣扬对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是有利的。唐高祖早年即信佛法,唐太宗统治后期开始关注佛法,并亲自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宣扬佛教。武后载初元年(公元689年),僧人法明等进献所撰《大云经疏》,言太后乃西天弥勒佛下世,应取代唐朝为天下主,这正迎合了武则天欲代唐称帝的心理,为打击李唐皇室和鼓励为她效劳的僧人,武则天于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决定“释教宜在道教之上,僧尼处道士之前” [7],并大兴佛教。佛教在隋代得到统治者的极力推崇,隋文帝于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就发布诏令规定按人口比例出家和建造佛像,入唐后佛教的基础并没有被削弱,武则天及其后肃宗、代宗等帝王的大力推行更使佛教在唐代达到鼎盛。

    道教主张修今生,宣扬通过对自身的修炼,可以长生久视、羽化登仙,但在现实生活中因为无法见到确切的成效所以相对没有佛教的影响广,但道教的炼丹修习长生之术对于渴望永远掌握最高权力的帝王们来说则具有很强的诱惑,唐代帝王崇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祈求长生不老,道士正是抓住了皇帝的这一心理骗取其信任,进而对其宗教政策施加影响,唐代虽然有几代君主就是为求长生服用道士炼制的“金丹”而死亡的,但仍有很多后任皇帝对此报以幻想。唐武宗没有继位前就好道术并与道士往来,初继位便敕二月十五日玄元皇帝降生日为降圣节,休假一日,史载:“帝在籓时,颇好道术修摄之事,是秋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于三殿修金箓道场,帝幸三殿,于九天坛亲受法箓。右拾遗王哲上疏,言王业之初,不宜崇信过当,疏奏不省。”[8],刚继位的皇帝对道教如此崇信,致使谏官不得不提醒不可崇信过当,可见道教或者说道术在武宗心中的分量。皇帝迷信道术,道士则不失时机力劝武宗排佛,史载:“武宗好神仙,道士赵归真者,出入禁中,自言数百岁,上颇敬之”[9],武宗求长生心切,加上他做藩王时就认识赵归真,呼之为赵炼师,自然对其数百岁的年龄深信不疑,即以赵为师,修习长生之术,这样一来,道士们就有了更多和皇帝接触的机会,赵归真在武宗前“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帝颇信之。” [10] ,他同时还与其举荐至京的罗浮道士邓元起、充崇玄馆学士衡山道士刘玄靖紧密配合,“排毁释氏,而拆寺之请行焉”[11]。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武宗已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充入两税徭役”[12]。会昌四年(公元844年)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命其僧尼全部还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夏四月,又令勘检所有寺院及其所属僧尼、奴婢、财产之数,为彻底灭佛作好准备:“敕祠部检括天下寺及僧尼人数。大凡寺四千六百,兰若四万,僧尼二十六万五百”[13]。会昌五年“秋七月庚子,敕并省天下佛寺”[14],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全面灭佛运动,僧尼不论有牒或无牒,皆令还俗;所有废寺的铜像、钟磬悉交盐铁使销熔铸钱,铁交本州铸为农具。八月,下诏宣布灭佛结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隶僧尼属主客,显明外国之教。勒大秦穆护、袄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15]。从记载可以看出,灭佛前统计的寺院及人口数与灭佛结果中公布的数字是一致的,并且波及到了在华的外国僧人,可见此次灭佛规模和力度都是很大的。我们可以从当时来华求法的日本僧人圆仁的书中看到一个外国僧人对此次“法难”的记载,他当时也被勒令还俗,据他的目击,山东、河北一带的寺院,到处是“僧房破落,佛像露坐”,“寺舍破落,圣迹陵夷,无人修治”[16],佛教势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可以说儒释道间的矛盾是导致会昌灭佛的诱因。

    二、导致会昌开元铸行的内在因素分析

    唐代前期佛教在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受到的限制比较多,武则天执政时期大规模发展佛教的局面又在玄宗继位后得到了一定的遏制,安史之乱后佛教受到的限制减少,加上肃宗、代宗等皇帝的大力扶持,佛教发展很快。武宗继位前的几任皇帝又逐步加强了对佛教的限制,史载“元和已来,累敕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僧尼”[17],唐文宗大和五年(公元831年),诏命天下州郡造僧尼籍,以管理僧尼,限制僧尼的剃度,杜牧在《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中记载:“文宗皇帝尝语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间吾民尤困于佛。”,文宗就曾想毁佛,但最终没能得到机会施行。可见灭佛不是武宗一时的心血来潮之举。早在武则天朝的重臣狄仁杰在他的《谏造大像疏》中就写道:“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壮……,工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膏腴美业,倍取其多”,“逃丁避罪,并集法门……,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18];中宗朝左拾遗辛替否在上疏中尖锐的指出:“造寺不止枉费财者数百亿;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数十万”,“今天下之寺盖无其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之甚矣!用度过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19];武宗的宰相李德裕在任浙西观察使时上疏指出私度僧尼的危害:“意在规避王徭,影庇资产” [20]。这些论疏的焦点集中在经济上,都将经济问题作为反佛的根本原因。

    安史之乱后唐中央政权被削弱,对佛教的限制减少。动乱中的皇帝无力一举平叛,只能寄希望于宗教,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唐肃宗招佛徒不空等100人入宫诵经求佛,希望通过“祈祷”退敌,郭子仪等力战收回京师后,他却把功劳记在了不空等人身上。唐代宗即位后,更是迷信佛教,经常招僧徒入宫吃斋,一遇战事就令和尚念经,一打胜仗就给佛徒记功,为他们加官进爵。对此,《资治通鉴》写道:“胡僧不空,官至卿监,尊为国公,出入禁锢,势移权贵,京畿良田美地,多归僧寺。”由于限制的减少和皇帝的扶持,寺院经济呈现出了兴盛的局面,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一方面,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和依附人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如唐德宗时,杭州灵隐山天竺寺“置田亩,岁收万斛,置无尽财”[21],又唐敬宗时杭州龙兴寺“置田千顷以给斋用”[22],其规模之大可以想见。寺院除占有土地外,还拥有大量的依附人口,唐武宗毁佛时就“收奴婢为两税十五万”[23],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农业为国之根本,大量占有土地和人口的寺院对封建统治是很不利的;另一方面寺院僧侣人数剧增,柳宗元在《南岳云峰寺和尚碑》里记述的法徵禅师,其徒即有“凡三千馀人”,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敕祠部检括天下僧尼人数,二十六万五百”[24],由于唐后期私度盛行,这个数字只是有度牒登记在册的人数,所以还应该有很多私度僧尼或在藩镇控制地区的僧尼人数无法统计出来,而且这些人多为青壮年劳动力,所以严重地影响到唐政府的租税等财政收入以及能为国家服役的人数,尤其是在安史之乱后人口锐减的情况下,这种影响更为显著。

    佛教的大兴还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即铜材的大量消耗,因为大量的佛像法器都是由铜或铜合金铸成的,而流通的货币也主要是由铜铸成的,这就必然产生与铸币争夺铜材的问题。唐代实行“钱帛兼行”的货币政策,规定支付时大额用帛小额用钱,民间主要还是使用铜钱比较多。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帛由于体大物轻,不便于分割携带保存而不受市场欢迎,商品交易中喜用铜钱,唐代统治阶级没有主动地调整货币制度,而是始终采取维护钱帛兼行制度的措施,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九月,玄宗颁布《令钱货兼用制》规定“绫罗绢布杂货等,交易皆合通用。如闻市肆必须见钱,深非道理,自今以后,与钱货兼用,违者准法罪之”[25];太和四年(830),文宗诏令:“凡交易百缗以上者,匹帛米粟居半。河南府、扬州、江陵府以都会之剧,约束如京师。”[26],明确规定钱物兼用,物优钱先。唐代的钱币铸造额前后变动很大,唐玄宗天宝年间,每年铸钱三十二万七千缗[27],受安史之乱的影响唐中期以后铸钱量减少,到唐文宗太和年间只有“天下岁铸钱不及十万缗”[28],钱币铸造数量的锐减更加不能满足社会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对货币的需求,这就造成了“钱荒”,这一现象在唐代后期尤其严重,造成长时期的通货紧缩与物价下跌。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唐德宗接受宰相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改革,两税法以征收货币为主,规定除田亩税以谷物形式交纳外,其他一律折合成钱币交纳,这在客观上对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相应的应该结合新政策的需要增加流通领域的货币量,但德宗仍然坚持钱帛并行的货币政策不变,岁铸钱居然只有“七万二千缗”[29],不足天宝年间的三分之一,对货币的需求量加大了,而钱却越铸越少,史载唐德宗时,“民间钱益少,缯帛价轻,州县禁钱不出境,商贾皆绝”[30]。唐宪宗时,国子博士李翱在《疏改税法》中说“自建中元年初定两税,至今四十年矣。当时绢一匹为钱四千,米一斗为钱二百,税户之输十千者,为绢二匹半而足矣。今税额如故,而粟帛日贱,钱益加重,绢一匹价不过八百,米一斗不过五十,税户之输十千者,为绢十有二匹然後可”[31],可见在从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到宪宗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的四十年中,物价下跌到原来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钱荒造成的钱重物轻现象在此时已经相当严重了。钱荒必然导致铜价的上涨,而此时销熔铜钱以铸造铜器和佛像的情况很多,造成流通的钱币量更少,德宗时盐铁使张滂上奏分析了销钱铸佛像器物的原因:“伏以国家钱少,损失多门,兴贩之徒,潜将销铸。每销钱一千为铜六斤,造写杂物器物,则斤值六千余。其利既厚,销铸遂多,江淮之间,钱实减耗”[32],可见销钱铸佛像器物是极为有利可图的,因此虽然朝廷下令严厉禁止,但禁令并未收效,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再次下诏规定:“销铸见钱为佛像者,同盗铸钱论”[33]。但仍不能有效阻止民间为谋取厚利而销熔铜钱,而佛寺铸造佛像法器显然是与货币争夺有限的铜材,进一步加剧了钱荒。

    可以看出佛教在安史之乱后得到很大的发展,佛教和政府之间在经济方面的矛盾也日益加深,统治阶级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必然要采取有力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历史发展到唐武宗时条件终于成熟,正是看到了佛教的膨胀发展对于国家经济的不利影响,武宗发出了 “穷吾天下者,佛也”[34]的感叹,他在会昌五年灭佛的诏书里写到:“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关,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35],而积极参与灭佛的武宗宰相李德裕贺表中也写到“收膏壤之田,尽归王税”[36],可见会昌灭佛究其根本,要打击的是寺院的经济体系,从而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会昌灭佛后“天下废寺,铜像、钟磬委盐铁使铸钱”[37],铸造的钱币就是会昌开元,它的铸造时间只有一年(会昌五年),而至今会昌开元仍然比较常见,可以想见当年佛寺之多,它的大量铸造也在一定时期内缓解了钱荒。

    由此可见经济因素才是会昌灭佛的根本原因,是会昌开元铸行的内在因素。

    三、会昌开元铸造地区考析

    《新唐书·食货志》载:“及武宗废浮屠法,永平监官李郁请以铜像、钟、磬、炉、铎皆归巡院,州县铜益多矣。盐铁使以工有常力,不足以加铸,许诸道观察使皆得置钱坊,淮南节度使李绅请天下以州名铸钱,京师为京钱,大小径寸,如开元通宝”。古代史书中没有关于会昌开元各铸造地的详细记载,今天可以收集整理出的会昌开元背文一共有23种[见附图],分别是:京、洛、丹、蓝、梓、兖、平、梁、兴、益、昌、广、润、福、潭、桂、鄂、襄、洪、荆、越、永、宣。这些背文中除“昌”字外都是记地名,李绅是武宗最为信赖的大臣之一,他积极主张灭佛,会昌灭佛时他首先在扬州以毁佛铜材铸钱,背“昌”字以记武宗会昌年号而非记地名,可能是皇帝的特许。这23个铸造地区根据史书的记载都是分属诸道的州府。唐太宗贞观年间将全国划分为十道,结合史书记载可以归纳出铸造会昌开元的州府及其对应在“贞观十道”中的位置[38]:1、关内道:京兆府(京兆尹驻地)铸背“京”、“蓝”字钱,丹州(丹州防御使驻地)铸背丹字钱。2、河南道:河南府(河南尹驻地旧称洛州),铸背洛字钱,兖州(沂海节度使驻地),铸背“兖”字钱。3、河东道:无。4、河北道:无。5、山南道:江陵府(江陵尹驻地,旧称荆州)、襄州(襄阳节度使驻地)、兴元府(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驻地,旧称梁州)、兴州(兴州团练使驻地)。分别铸背“荆 ”、“襄”、“梁”、“兴”字钱。6、淮南道:扬州(淮南节度使驻地),铸背“昌”字钱。7、江南道:润州(浙西观察使驻地)、鄂州(鄂岳观察使驻地)、洪州(江西观察使驻地)、潭州(湖南观察使驻地)、永州(永州团练使驻地)、福州(福建观察使驻地)、宣州(宣歙观察使驻地)、越州(浙东观察使驻地),分别铸背“润”、“鄂”、“洪”、“潭”、“永”、“福”、“宣”、“越”字钱。8、剑南道:成都府(成都尹、西川节度使驻地,旧称益州)、梓州(东川节度使驻地)分别铸背“益”、“梓”字钱。9、岭南道:广州(岭南节度使驻地)、桂州(桂管经略使驻地)分别铸背“广”、“桂”字钱。10、陇右道:无。背“平”字钱铸于辽东的平州,贞观年间辽东还没有收复,所以平州不在贞观十道的范围内。可以看出,会昌开元的一字背文绝大部分都是观察使或经略使等驻地所在州或旧州名的首字,这与《新唐书》“许诸道观察使皆得置钱坊”的记载是一致的。

    通过对铸造地区的考析没有发现属于陇右、河北、河东这三道的会昌开元。唐宪宗时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是以贞观十道为基础编写的,陇右道在安史之乱后即为吐蕃占据,为表示有志于“收复故土”,仍将陇右道列于书的最后,但一直到唐亡陇右道都没有被收回,所以唐武宗会昌灭佛当然就影响不到这里了。河北道是唐代最早的藩镇割据地区,安史之乱后,由于中央政权的削弱,无力对初步平定后的安史残部采取进一步的措施,遂采用招抚的办法,把安史降将就地安置在河北叛军旧地担任节度使,埋下了地方割据的祸根。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以降将张忠志为成德军节度使,第二年,以降将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以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形成了成德、魏博、幽州三个藩镇,因位于河北道,故称为“河北三镇”,这些节度使各自拥兵数万,自设官吏、自行收税,节度使的职位世袭,表面上服从朝廷,实际上是独立王国,而朝廷对这些藩镇只有姑息退让。唐宪宗继位后意在重新统一全国,对割据的藩镇进行打击,到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三镇表示归顺朝廷,但宪宗死后第二年的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幽州、成德两镇反叛,第二年魏博亦反,三镇联合起来又恢复到了割据状态一直到唐朝灭亡。所以会昌灭佛的政令在这里是得不到回应的,加之佛教在河北道的发展很兴盛,很多节度使都是虔信佛教,唐代佛教临济宗的发源地就是“河朔三镇”中成德镇所辖的镇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在会昌灭佛中对毁佛进行抵制也是必然的。河东道所辖区域大致在今天的山西省,山西历来就是我国佛教最为兴盛发达的地区之一,开凿于北魏的山西大同的云岗石窟规模宏大,五台山更是佛教的圣地,从敦煌莫高窟的《五台山图》壁画中可以看到佛教在五台山全盛时期的盛况,五台山佛教在唐代经诸帝的大力推行,寺院建筑规模宏大,当时全山有佛寺360余所,其中规模宏丽者70余所,史书载“五台山设万僧供”[39],但在会昌灭佛时,寺院全遭毁废,我们今天在五台山见到的“大佛光寺”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木构寺庙建筑,也是建于会昌灭佛后的唐宣宗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没有发现属于河东道铸造的会昌开元,是否意味着河东道也是武宗时朝廷势力所不能达到的地区呢,事实并不是这样,唐武宗对于山西藩镇割据的打击力度很大,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属于河东道的泽潞镇节度使刘从谏死,其侄刘稹谋擅袭节度使位,宰相李德裕认为泽潞镇地处腹心之地,不同河北三镇,坚决主张用兵,武宗命诸道出兵征讨,次年,刘稹被杀,泽潞平。可以说武宗时对于河东道还是没有失去控制权的,没有发现河东道会昌开元则可能说明当年用毁佛寺铜材铸造的钱币有些州府并没有在钱背加铸州府名。

    从对铸造地区的考析中可以发现23种会昌开元中属于南方州府铸造的有:昌、广、润、福、潭、桂、鄂、襄、洪、荆、越、永、宣共13个,占50%以上。剩下的10种中除去剑南道的梓州和益州以及辽东的平州,属于传统北方中原和关中地区铸造的仅有7种,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在唐代佛教兴盛发展的时期全国各地广建佛寺,而宗教发展依赖于世俗的供奉,在经济发达地区佛寺的数量相对就会多,从毁佛寺铜材所铸会昌开元所属地区可以看出唐代后期南方的佛教发展盛于北方,由此推知此时唐中央政府所控范围内南方经济的发展要好于北方。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北方陷于战乱之中,安史叛军因在南阳(今河南邓州市)和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等地遭到唐军的顽强抵抗,在淮河以南的活动相当有限,更未进入江南。除了永王李璘、刘展两次叛乱产生过时间较短的局部战争,南方大体保持着和平的局面,为南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环境上的保障。安史之乱导致大量北方人移居到南方,经历过安史之乱的李白写道:“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40],西晋永嘉南迁是要在南方建立政权,南迁之民必然相当多,据李白认为因安史之乱而南迁的人可能还要多于那次,可见迁入南方的北方移民之多。而安史之乱平息不久北方地区又开始了藩镇割据,由此导致连年的战乱更进一步使北方的经济发展遭到严重破坏,人口也不断向南迁入,给南方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上的保障。唐朝后期,在北方诸多割据的藩镇不供贡赋的情况下,中央政权只能主要依靠南方提供的贡赋来维持,出现了“赋之所出,江淮居多”的现象。成为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仍然能够维持一个多世纪的重要经济保障。唐后期的漕粮赋税收入最主要依赖的是江南和淮南地区,杜牧曾说:“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41],我们从铸造会昌开元的江淮两道州府数(9个)中就可以看出杜牧所说的以江淮为国命并不夸张,而是唐末社会经济状况的真实写照。

    通过结合史料对会昌开元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唐王朝经历安史之乱后由于中央政权的削弱,导致佛教膨胀发展和藩镇的割据。佛教在经济上与国家间的矛盾最终导致了武宗灭佛;而安史之乱和蕃镇割据的战乱使北方移民大量南迁,北方移民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加快了广大南方偏远地区的开发,促进了南方经济文化的繁荣,而经济文化的繁荣又促进了南方佛教的发展。南方的开发为其后五代及北宋时期南方的繁盛奠定了基础。

    附图:

 

 

    参考文献:

    [1][后晋]刘昫等编.《旧唐书》卷七十九《傅奕传》.中华书局,2002.

    [2][唐]韩愈.《韩昌黎全集》卷三十九《谏迎佛骨表》.中国书店,1991.

    [3],[4],[17],[20][后晋]刘昫等编.《旧唐书》卷一百七十四《李德裕传》.中华书局,2002.

    [5],[8],[10],[11],[12],[13],[14],[15],[23],[24],[35],[37][后晋]刘昫等编.《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本纪》.中华书局,2002.

    [6],[7][北宋]王溥.《唐会要》卷四十九《僧道立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9][北宋]王谠.《唐语林》卷一《政事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6][日]圆仁著,顾承甫等校点.《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8][后晋]刘昫等编.《旧唐书》卷八十九《狄仁杰传》.中华书局,2002.

    [19][后晋]刘昫等编.《旧唐书》卷一○一《辛替否传》.中华书局,2002.

    [21][北宋]释赞宁.《宋高僧传》卷十五《道标传》.中华书局,1987.

    [22][南宋]释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二“敬宗宝历二年”条.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2.

    [25][清]董诰等纂修.《全唐文》卷二十五《元宗六·令钱帛兼用制》.中华书局,1983.

    [26],[27],[28],[29],[30][北宋]欧阳修、宋祁等编.《新唐书》卷五十四《食货四》.中华书局,1997.

    [31][清]董诰等纂修.《全唐文》卷六三四《李翱·疏改税法》.中华书局,1983.

    [32][后晋]刘昫等编.《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中华书局,2002.

    [33][北宋]王溥.《唐会要》卷八十九《泉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4][唐]杜牧.《樊川文集》卷一○《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6][清]董诰等纂修.《全唐文》卷七○○《李德裕五·贺废诸寺德音表》.中华书局,1983.

    [38][北宋]欧阳修、宋祁等编.《新唐书》卷三十七至四十三《地理志》,卷六十四至六十九《方镇表》.中华书局,1997.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

    [39][清]董诰等纂修.《全唐文》卷六二一《五台山设万僧供记》.中华书局,1983.

    [40][清]董诰等纂修.《全唐文》卷三四八《李白二·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中华书局,1983.

    [41][唐]杜牧.《樊川文集》卷十六《上宰相求杭州启》.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发布日期:2017-1-20 11:46:00 浏览人数:1058

 

皖ICP备11006933号-1 皖公网安备 34110002000017号
版权所有:中国民主同盟滁州市委员会 版权所有 滁州市龙蟠大道200号207 301室